Dear old boys,
On Catholic High School’s 86th Founder’s Day, Catholic High School and Catholic High Alumni paid tribute to our longest-serving Principal, Brother Joseph. We have collected the various tributes from the Catholic High family in this permanent collection. Thank you Brother Joseph for all the hard work!
Catholic High School Brother Joseph Tribute
Tributes from former students
亲爱的校长：
您是否知道我们有多么珍惜那少有您为老师代课的机会！
当年我们合唱团指挥突然离开人世，您给我们安慰尤其是您亲自拿起了指挥棒！我们同学们明白您日理万机，在您征询下把练习时间改成星期天。
从当时的新建校舍的歌唱室您也带我们通过新旧校舍的隔牆转入在您校长室后一间有条不紊的一间隔音小音乐室继续练习。我们从中享受您用电子风琴、鋼琴、小提琴甚至大大小小的口琴为我们作伴奏。您从不拘束练习唱歌的范畴！从中扩大我们的思路，开拓我们日后对人、事、物的视野。
记得我们最津津乐道、最陶醉的时刻是听您大展雄厚的歌喉，唱出壮美的歌聲！
有一日您充满兴緻问起我们是否願意繼續留下来过去教堂参与歌詠班，有兴趣的同学都跟随您的带领。说实在的，在我日后反省能比较对教会不生疏是在您这样的安排下有勇气走入教堂，同时认识教会的礼仪。这也奠定我现今的信仰。
附上一张摄于在1972年三月二十八日在您带领与圣额我略歌詠团参与新加坡教区中文合唱团表演让我回味无穷：是从在校的12年光景在您<愛的教育>的身教方式受到潜移默化塑造了我人生的使命感。
校长，我相信所有是您的学生都带着您赐予愛的烙印去愛护自己周围的孩子，孫子和配偶及家人；我或许能传承您的教诲，是我所能给予您的回报，谢谢您送了我人生一件最珍贵的礼物 – 信仰！
永远都想给予您回报却只能转而把您给予的愛(却未能比得上您的愛心层次门槛) 传承下去的学生.
重逹 校友
“千言万语难诉尽 浩然正气别师长”
学子 胡鸿彦
“在公教就读的十二年中，几位中小学老师都让我十分敬仰。张世典校长虽然没有授课，但在周会上的训話及平日机緣巧合的接触，也令我受益不少。
一九六六年我们中四毕业，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都选择留在公教读大学先修班。
我是到了升上大学先修班之后才有较多机会与校长接触。首次觉得校长处处都为学生的前途着想。大学先修班有三班。A 班是主修文科的，B 班是理科班，主修科目一向都是数学，物理及化学，C 班是生化班，是要在大学选读医科的必经之路。就在这一年，教育部預測工程师的需求会增加。这一讯息让张校长对理科班的主修科目做了更动 — 把化学改为副修科，提升应用数学为主修科，原因就是要提高两年后毕业的同学有升入工程系的机会。这真是深谋远虑.用心良苦。对不愿选读高数的同学可以转去C班(生化班 ) ，间接地，在几年后也造就了四名西医。
其实，张校长在为个别学生的学业方面，也有周全的做法。一九六六年中四毕业生出版的五十周年纪念刊中有一篇感人的文章。一位同学写出了半个世紀前的一件事。他中一成绩不理想，校长网开一面让他升上中二。可惜他在中二也遇上同样问题，校长也让他升上中三。到了中三年底，这条路行不通了，校长要他留级，因为隔年要参加中四会考，重修中三对他有好处。最后，他中四会考成绩不錯，这使他对校长十分感激。五十年后把这件事公开，更增加我们对张校长的敬意。
张校长掌校的那段时间裡，公教中学的知名度与日俱增。校内的各种课外活动如雨后春笋般非常活跃。简直是一个小型的文艺复兴。美术学会搞画展，铜乐队参加大型演出，排球拿下全国冠军，乒乓及篮球也不逊色。除此以外，出版学文季刊，科学会，童子军，校际辯论会等不一而足。
在个别的课外活动中，校长都尽可能参与。就我亲身的经驗，有两件事令我难忘。在学文刊物出版后的一次会议中，发行负责人提出去各校售卖直销.要求校长帮助打通上层的管道。他皱皱眉头后也答应帮忙。能到各校直销也是一种扩展空间的校外活动。
另一件事是校长亲自开车载我们几个参加校际辯论会的同学去电視台。去时，我们心情有点紧张.也没注意。回程时，校长叫我去坐在前座，也给我们上了一个论理课。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让校长为我们开车是不礼貌的。
近來读了一則小故事述及左宗棠出征西域之前及之后与天下第一棋手对奕两次的事。突然联想起校长为什么在去电視台时不教导我们要有一人坐在前座的原因。是不是也有如天下第一棋手的那种智慧，在战前不要挫我们的锐气及信心？这往事竟成一个不解之谜。
毕业后，同学各奔前程。就没能与校长长相聚首。但每逢春节或常年聚餐，校长及师长们都是座上嘉宾。校长时而拉拉小提琴或清唱意大利民歌，亦师亦友的与我们打成一片，其乐融融。昔日之谊，俱往矣。
校长，在公教中学那有限的有形空间裡，你开展出一个无限的无形空间，让学子们投其所好，自由选项参与。你树立的是教育的典范。当莘莘学子成长成一批批桃李，衍生扩散，为社会作出各种贡献时，你功不可没。
然则，当天使们颂起弦歌，引你飄然离去时，留下的是这珍贵的回忆。
万籁俱寂时，我仰望夜空，不是要尋找繁星的光芒，也不是要邀月对飲。只期望能觉察到你的音容.”
学生 卓林河
印象里的张世典校长
张世典校长从1960年开始掌校，那时我小学三年。坦白说，对他印象并不深刻。虽然也常看到这位身材较瘦小的修士在我们
小学部出现，但真正知道他是校长，还是学校种水痘那次。
种水痘是在楼下礼堂前面的空地上，那年代，种水痘是老方式，要先在手臂上用刀片轻轻划几下，然后把疫苗点在伤口上，我们虽乖乖排队，但看到前面的同学吓到呱哩呱叫，后面的我们也骚动不安。当时几位修士都在场，修士们检查并帮忙同学们卷袖子，而这位个子小小的修士就是帮我卷袖子的那一位，卷完了，我就说，“谢谢修士”，在旁边的王嘉宾修士就跟我说，“这是我们张校长”，哦，那才知道谁是张校长。
小孩看大人，是分不出年龄的。其实张校长掌校时才32岁。
比较近距离接触校长，是上了中学之后，是知道教务处就在旧校舍二楼上面之后的事。
初期的《学文》杂志，还有我们的笔记，都要到二楼教务处后面，在走廊用那个很吵很吵的油印机自己动手印刷的，而我们那个小小的校长室，也就在油印机不远处。有时同学们一边打印一边七嘴八舌高声说话，校长就会走出来，皱眉，然后说，“不要高声说话”，也就这样。
张校长年轻时给我感觉，就是如此的。他好像没什么脾气，当他不高兴了，似乎唯一表达方式就是皱眉，因此他皱眉的样子倒是印象深刻的，而他来自中国北方，个子虽小，却也真有一双浓眉，挺管用的。
除了看到我们猴性大发顽皮捣蛋他会皱眉，另个深刻印象，就是他经常都用手帕揩汗。张校长肯定是个必备手帕的男子，因为他经常满头都是汗，不知道是他自己的缘故还是学校繁复沉重的工作的压力，不过，在他掌校期间，公教学生在当时相对来说确实是属于更为开放自由的，尤其当学生要求组个什么学会，搞个什么比赛，或要求到校外搞展览，张校长听过计划后，多数都会先鼓励大家勇往前行，然后，当我们半途卡住了，遇上难题了，就会涌去校长室找他，那么，他著名的皱眉又会再次出现了，甚至还会同时揩汗，不过事情也总会得到解决，他会很平静地告诉我们，“这不就是你们要做的事吗？所以你们就得好好想出个解决办法，先让我知道，我会告诉你行不行得通。”
印象中除了皱眉、揩汗，还有就是他走路的声音。张校长走路有声音是因为他袍袋里好像永远都有着一大串钥匙。我们找校长，要借用图书馆开会，要去生物室搬标本，他就会从袍袋里抓出一大串钥匙来开门。有时候我们静静在课室做作文，空气里静得只听到楼梯旁那棵青龙木的叶子沙沙声，但假如有一阵钥匙轻轻的碰撞声从走廊远远传来，我们就知道，校长又来巡视了。
教堂旁的旧校舍最初只有三层楼，校长每日“锻炼脚力”的钥匙声是常常可以听到的。直至后来扩建了四楼李国专礼堂，据说，据说而已，据说我们课室里那个晨祷用的播音机也同时装上了比较先进的收听器，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至此之后校长的巡视钥匙声比较少了，但也许不是这原因，而是因为扩建礼堂那段时期，也正是他掌校期间最忙碌的时期，学生大幅度增加，上下午班交替时就连奎因街上的交通状况都够他烦的，何况学生们“兴起的活动”也数不胜数，而一切事态他都得跟进，除了这些，我们这些无忧无虑的学生也不可能知道校长心里那个学校发展蓝图是怎样的？这一切都锁在那双浓浓的眉头裡，直到我们看到扩建的大楼，直到我们都看到了新增的课室和设备，但那时年轻的我们似乎只觉得一切发展都是理所当然的，当时我们尚未涉猎世事，恐怕没几个人会真正去想过：这位才不过四十出头的校长，他自己究竟直面过怎样的难题？经历过一些什么压力？
当然，校长也有开怀笑脸的时候。张校长醉心于音乐，每次我们歌咏队或弦乐队在四楼练习，他有空都会上来看的。甚至有时候，练习完毕了，看到有同学留下来，他就会到钢琴那里弹奏，而我们就随着他的伴奏根据模糊记忆把这歌唱一下下把那歌也唱一下下，他一点不在意我们记不住歌词，有时他也随着高歌。别看个子小，歌声洪亮得很。他会很开心，又是满头大汗。
张校长爱音乐，是很多同学都知道的事，我们美术学会为了准备校外展出，趁放假回学校借图书馆来画画，安安静静地，然后就远远传来校长在四楼礼堂弹钢琴的声音——这情境我永远记得，因为听到琴声时，我仿佛也就看到那身洁白袍裾的身影，孑然一身地独自在偌大礼堂里，沉醉在自己的旋律世界之中。当然我是有想法的，那年我也已经十五岁了。也是从那时起，我突然就变得乖很多，我不想再那么捣蛋地给他添麻烦，而有时就算放假了，我也会回学校去，就回去看看校长。
校长与我是熟络的，最初是因为1965年为学校赢了个国际少年绘画大奖，后来在走廊上，他这样问我，“你把画捧着送给总统那一刻怕不怕？”我反而笑了，“我这么顽皮的人，怎会怕？”校长听了，只是笑笑，然后他说了句我一辈子受用匪浅的话，他说，“你不是顽皮，你是要走对方向。”
跟他熟络之后，有时我会毫不思考就问他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记得有回，快傍晚了，而我还没回家，他就在教堂门口遇上我，先是问我这么迟怎还不回去，而我却没头没脑，开口就问：“校长，假如有一天醒来你突然发现自己不再相信天主了那怎么办？”
他静止了一下，当然我至今都不可能知道那一刻他是什么想法，他只是静了一下，并没有生气，也没有责备的意思，他只是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我绝对不会让这样的想法发生。”
张世典校长32岁开始掌校，而学校也在他的教育蓝图里茁壮发展，我想张校长一生最大的转折，就是后来学校的改变，他离开了校长一职。
那时也是我人生转捩点，挣钱存钱出国苦读，学校的事与校长的事全都是路边社传言，这里也不想细数。但有次我真的翻脸了，我向来人直接喷脸说，“我很清楚我们的校长，那就是一个连没钱搭车回家的学生他都帮不上忙的校长，因为他翻遍他教务处的抽屉也就只能找到三毛钱！”
对一个把自己完全奉献给教育的神职人员来说，校长后来的辗转遭遇，不能说就没在他心里留下遗憾。我这么说，是因为在编辑《我们的感情故乡》时，我再次见到了他，他那时已经从香港回来了，显然苍老很多，原本的气魄与果敢都消失了，感觉到在高兴的背后他藏着份落寞，我为感情故乡向他邀稿，他就以当年学生的人数“2281”作为题目，写来了一篇文章，那晚回家读稿时，鼻子酸了，字里行间，或许这篇文字就是他唯一一次吐露出那满腔的委屈。
后来每回见到他，我都逗他笑。我不再提学校，我不提我们如何去整理校史如何去新校舍筹备长青馆，我不再提学校的一切，我只想逗这位长辈开心，身边有位同学说我看你每见校长都变得很顽皮轻佻，好像不尊重他。但我没有解释。我们年轻时只会让他皱眉让他担心，现在他功德圆满了，他应该从我们这里得回所有的开心。记得我们在三峡校友団游那时候我只给他说笑话，记得在他生日的时候教他如何一口气去吹熄蜡烛，而每当他一唱完了《我的太阳》我就会猛吹口哨，我只要看见他的笑容，我们亏欠他的实在太多了，我只想他每次再看到我他都会笑出来，就这样而已。
唯一庆幸的是，在校长老去的日子里，我能感觉到他越来越回复到一个小孩的状态；真挚，单纯。晚年他曾一度就在公教幼稚园天天跟小孩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安排。有一次我到他的住所探望他，而他却兴高采烈地要带我去一所中学里找钢琴，找到钢琴了，他坐下就弹，旁若无人地弹，边弹边唱——就那一瞬间，我又见到那个熟悉的，全情投入自己生命热情里的校长。
吴伟才 校友